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

（2）在《条例》之中，由于第37 条与前36 条为不同的两个部分，因此，如前36 条的内容可以适用于第37 条，那么，需要寻找到两者之间的接点。

同时，健康基金制度和管办双方的集体谈判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竞争的无序，保障了参保人的权益。  注释: ①这里不考虑针对农民、矿工与海员的保险公司，因为这些机构地位特殊，运营方式也与上述一般保险公司不同。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医保经办者得以监督、制约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行为，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维护参保者的权益。国家仅以法律确定给付范围与最低给付标准，并进行合法性审查。建立住院代表巡查制度，对定点医院不定期巡查，加强医保资金监管。第二种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即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安德森的划分方法获得了社会法和社会政策学界的普遍认可。

后两种是依据公共采购/招投标法开展的行政法关系，是决定医疗产品与医疗服务价格的关键环节，也是德国医改的重点领域。按照他的观点，美国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健康保险的重大缺陷在于保险公司会通过精算原理排除疾病概率大的参保人来获利，而不是控制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56]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78页。

[66] 除政策指导外，彭真认为，党委还可以用组织协调的方式过问案件。来源：《法学论坛》2013年第4期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彭真 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在严打全面开始后，为防止执法过程中的头脑发热和错抓错判，彭真很快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严打要加一个准字。他说，两部宪法中的独立审判条款，意思是一样的，但1982年宪法用语比较准确，可能语气强烈些。

[35]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2页。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

[8]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88页。[24]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00页。专门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与群众结合，就威力无穷，也能避免或者少出乱子。  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实际上，有一种观点始终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的，即：不应当再提政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了，或者说司法工作应当只服从法律，不服从党的领导了。[40]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410页。[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52-53页 [10]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24页。[31]由此可见彭真对政策领导的倚重。

[39]那么，党领导政法机关加强自身建设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党章和宪法。对于政策指导，彭真是这样说的：党委不管审批具体案件，但对方针政策要管，必须管。

[44]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448页。但是，翻看相关史料，特别是翻看彭真对1954年宪法的解释，就会发现，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他的关于在必要时党过问案件而又不代替、干预和包办司法机关办案的思想，精辟又重要，但是，具体实行起来又需有高超的政治水平、法律水平和领导艺术。[36] 在彭真上述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法机关开展了严打活动。[51]不到两个月后的9月1日，彭真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又严厉批评了以党的领导为由怀着各种动机去干预办案的现象：什么人情，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都不行，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如果一个法院谁都可以指挥它，一个书记说这个人应该判死刑就判死刑，那个人应该抓起来就抓起来，那还行呀。[77]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3卷，第258页。二是，党纪、政纪、军纪、不正之风和刑事责任纠缠在一起的案件。[3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447页。

[26]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01页。[72]这里，彭真很清楚地提出，在将要通过的宪法中，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独立不是绝对的，两机关的党员、党组织都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

彭真反对将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立起来。他还说：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人民大众与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之间，有什么共同意志呢？哪里有什么‘全民意志。

  注释: [1]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

[22]为此，他专门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比如，如果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手软了，就是对人民的残酷，相反，如果把送一两盒烟的也统统作为行贿判刑，那要抓多少人啊？因此，政法队伍在政治上决不能含糊，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党性。  摘要:  彭真认为，政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法律的阶级性决定的，离开了党的领导，政法工作就会出乱子。它就是从法律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46]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4页。

从他的这些阐述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1954年宪法中的法院独立审判是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的，它不仅不能独立于党的领导，还不能独立于人大、检察机关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监督。如何看待法律的阶级性，是几十年来争论的老问题，今天似乎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23] 第四，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政法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公安工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可以保证少犯错误，少出问题。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呢？彭真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1、因为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三、对两部宪法中独立审判条款的阐述 现在，政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是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38] 参见《彭真生平思想研究》编辑组编：《彭真生平思想研究》，第165-172页。

实践中，组织协调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法委员会进行的。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尤其政法队伍的思想要统一，怎么统一？拿什么作根本标准？我看，党员要统一于党章和宪法，公民要统一于宪法。[73]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01页。[58]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34页。

关键词:  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法律的阶级性;形势决定政策;过问案件;审判独立   建国以来，我国的各级政法机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的。[1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90页。

刘复之对彭真这一政策领导的方式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包括解放后初进城时坚决粉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发现‘宽大无边时提出纠正右的偏向，转入经济建设时期健全法制和人民民主制度，随着形势变化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刑事犯罪活动猖獗时整顿社会治安等。彭真认为，党领导政法机关加强党性建设，要特别注重在工作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54]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34页。4月14日，彭真在听取民事诉讼法起草情况的汇报时，专门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